邓小平对中苏关系十分熟悉。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留学,这段生活经历使他能够近距离观察苏联的社会生活。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既亲身经历了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感受到苏联援助中国建设“156工程”,热心助推中国工业化的流金岁月,也感受到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撕毁合作合同,撤回援华专家,使中苏关系江河日下,以至两党两国关系最终破裂的冰冻岁月。邓小平从1956年2月同朱德等出席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率团到莫斯科进行中苏两党谈判,先后7次到莫斯科。对于中苏关系的复杂性,邓小平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从来都是从大局着眼、从长远看待中苏关系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一直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
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威胁中国安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逐渐紧张。在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分歧之后,苏联领导人首先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在政治上,苏联利用多个国际场合指名攻击中共,使卷入围攻中共的兄弟党越来越多,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分裂。在经济上,苏联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苏联专家,撕毁两国合作协定和合同,使中国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军事上,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在领土问题上摩擦,并威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这极大地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1966年3月,中共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此后,中苏两党关系基本中断。由此,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进入到较长时间的关系冰冻期。
中共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始终坚持各党各国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以大无畏精神顶住来自苏联的压力,进行反对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中苏关系“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他还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文革”初期,中国外交陷入困境,中苏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从恶化走向敌对。1968年夏季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发生后,中国认为苏联已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由此进一步提高了对苏联扩张和侵略的警惕。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原本已十分紧张的中苏关系更加恶化。同年8月,大批苏军突然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向中国边防人员发起突然袭击,再次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事后,经中苏两国总理的会晤,两国的紧张状况虽然有所降温,但苏联仍然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在对外政策中实施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需要消除三大障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变化,中国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1980年初,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寻求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在美苏争霸的战略格局中,苏联日渐处于衰势,也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改变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报告还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愿意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就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需要坚持的重大原则。中国也正是在坚持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
1982年3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讲话在对中国的政策进行攻击的同时,也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勃列日涅夫谈话传达的信号,他很快给外交部打电话,指示外交部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简短而又明确的谈话。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时表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除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话我们表示注意到了。我们的立场在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里都讲了。我们重视实际行动。邓小平还请客人向勃列日涅夫带话: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出军队也可以。先从一两件事做起。没有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邓小平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需要消除的三大障碍,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苏联从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正是在坚持这三大原则的基础上,1982年10月,中苏两国副外长级特使第一轮磋商在北京举行,改善中苏关系的进程正式启动。
◆1982年10月21日,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左中)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右二)在北京举行会谈。
在邓小平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只有排除政治障碍,中苏关系才能得以改善。1982年7月20日,他在审阅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关于同苏联商谈对我工矿企业技术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时,作出明确批示:“同苏联接触应先从政治问题谈起。”但同时,由于在短期内解决政治问题并不现实,关键在苏联采取实际行动,所以中国对改善中苏关系应抱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1982年4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客人时提出,中苏关系应该说总有一天要有所改善,但要恢复正常化,看来现在也不具备条件。所谓条件就是苏联在阿富汗问题、柬埔寨问题、中苏边界驻军与蒙古驻军问题上要有实际行动。邓小平对改善中苏关系一直抱有期待。1987年11月16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我出国访问的任务早已完成了,不准备再出国了。但我答应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两年前我曾捎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他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和平的国家,我可以到苏联任何一个地方同他会面,这件事还能办得到。
“只握手,不拥抱”的会谈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在美苏争霸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希望能尽快改善中苏关系,以利于其摆脱对外战略竞争的颓势。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影响中苏关系的障碍开始得到解决。同时,经过较长时期的中苏谈判,苏联对中国对双边关系改善原则的坚持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两国关系趋于好转。
1988年12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应邀访苏,这是1957年以来中国外交部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1989年2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为中苏最高级会晤做准备。邓小平在接见谢瓦尔德纳泽时指出: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任务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个任务相当繁重,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太多,牵扯面太广,而且都不是小问题。为了开辟未来,也需要了解过去。不过有个限度,只是了解,不予纠缠,重点在于开辟未来。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有过曲折,并且中断了二十几年。中苏两国外长的互访,意味着已经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邓小平还表示,只有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发展自己,摆脱落后。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同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现在剩下的重大问题就是中苏关系问题,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日,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和谢瓦尔德纳泽分别举行记者招待会。田曾佩说,消除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已获得实质性进展。谢瓦尔德纳泽则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访问中国。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握手。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这是举世瞩目的重大国际事件。5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戈尔巴乔夫,这是近30年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会晤,也是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标志。中方对此次会晤的礼宾安排颇有政治含义。鉴于中苏关系长期严重恶化,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及此前的两国外长互访时,对苏联人究竟以何种敬语相称,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政治问题。有人认为,对苏联领导人可以称“同志”,因为苏联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执政的依然是共产党;有人则指出,中苏对立、对抗了20多年,党际关系早已中断,彼此间毫无“同志”情感可言。经过反复酝酿,最终确定:在访问日程表、宴会请帖上,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领导人为“同志”;在会见、会谈中,不妨也称一两次“同志”,但不可过于频繁;在新闻报道中,对苏联领导人一般以职务相称。
邓小平还特别交代:两国领导人会面,在安排上要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早在1988年,邓小平对此就有明确指示:“现在西方都在注意中苏热的情况,比如说拥抱不拥抱的问题。从外长开始,苏联一定热,我们热到什么程度?有些甚至定了的,要给苏打个招呼,比如不拥抱。拥抱会震动世界。”邓小平对国际共运的历史十分了解,同苏联领导人有过多次交往,深知苏联人喜欢行拥抱礼。20世纪50年代,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领导人为了表示彼此亲密无间,拥抱礼十分常见,其背后传达的政治含义是结盟式的“抱团”。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中苏之间过去那种“同志式”“同盟式”的关系已经过时了,需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确定新的中苏关系。行握手礼,正是坚持这种普遍原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苏关系的重要表征。在这次历史性的会面中,中苏两国领导人没有拥抱,但是握手的时间相当长,据现场礼宾人员掐着手表计算,整整握了35秒钟的手。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在随后的会谈中表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过去就结束了,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一个成果。在今后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在这次会谈之后,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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